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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祥琬:三次转换研究方向的“跨界院士”—新闻—科学网

作者:陈瑜 何亮 张盖伦 来源: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:2024/12/6 9:02:22 选择字号:小 中 大
【院士口述·大国底气背后的跨界院士故事】
杜祥琬:三次转换研究方向的“跨界院士”

 

1993年,杜祥琬在核试验场。杜祥的新

  ?琬次闻科

1990年,杜祥琬(左)和王淦昌的转换合影。

  ?研究

1993年,杜祥琬(前排左一)在库尔勒国家试验场。学网受访者供图

  ?跨界院士

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,如今是杜祥的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中物院”,原二机部九院)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琬次闻科办公区之一。这也是转换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业开始的地方。

1964年,研究作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优等生,学网杜祥琬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。跨界院士如今,杜祥的新86岁的琬次闻科他仍经常来此上班。

从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,“跨界院士”是杜祥琬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。但“跨界”背后不变的是,他为祖国科学奉献一生的决心。

从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

受苏联杂志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的影响,1956年杜祥琬高三毕业填报志愿时,报考了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天文系——南京大学天文系。恰在此时,国家从高中毕业生里选拔预备生留苏学习核物理,整个河南省当年只有两人入选,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。

“大大的宇宙没学成,学了小小的原子核。”杜祥琬却很淡然,“你看,原子当中有一个核,外面有很多电子,和太阳系差不多。”

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前,作为留苏事务的具体推动者,钱三强来送行。杜祥琬至今记得,钱三强边说边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,大意就是要大家出去以后学好知识,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。

在苏联学习期间,杜祥琬和同学们不时接到国内的指示,比如,学理论物理的同学要注意学好“中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”。对这些指示背后隐藏的含义,杜祥琬并不理解,只是隐约感觉,回去肯定是干核工业。

临答辩前的一天中午,杜祥琬和一位苏联同学在学校食堂吃饭。

对方问:“杜,你在这里学原子核物理,回中国之后有啥事可干吗?”

在他们的认知中,1964年的中国很落后,核物理人才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。杜祥琬听出了弦外之音,这位同学当时的口气让他不太舒服。

转机发生在杜祥琬答辩前的晚上。莫斯科电台播出了一则惊人消息: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!第二天,苏联的《真理报》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。

答辩当天,那位苏联同学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杜祥琬说:“杜,祝贺你,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。”

苏联同学前后巨大的态度反差,让杜祥琬万分感慨。

“国家的重大进步,在海外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响,我感到非常震撼。”杜祥琬说,“回国以后,如果是做这方面工作,不用给我作动员报告,我都能体会到干这件事对提高国家地位、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重大意义。”

1964年回国后,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。

刚一报到,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就给了杜祥琬一本参考书,是格拉斯登的《中子输运理论》。杜祥琬这时恍然大悟,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。

当时美国、苏联已经成功研制氢弹。杜祥琬到理论部的第一件事,就是做情报调研。他被派往相关机构,翻阅《真理报》等报纸杂志,寻找关于氢弹的蛛丝马迹,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几乎为零。

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,理论部只能内部进行“鸣放会”,用现在时髦的说法,叫“头脑风暴”。

在理论部的报告厅里,最前面是块黑板。“鸣放会”由部主任主持,台下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和四五十岁的科研工作者们,谁有想法就上台将想法写在黑板上,如果能做点计算就做点初步的演算。大家公开讨论,现场论证,最后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氢弹构型。后来经过“百日会战”,于敏带领科研人员抓住了“牛鼻子”。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进行了一次“新的核试验”,掌握了氢弹技术。

杜祥琬当时的工作是负责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,分析测试得到的数据。1975年到1984年,作为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主任,他又带领团队,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子学计算敏感度程序,对核试验诊断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。

“这个领域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。”杜祥琬告诉记者,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。

后来,杜祥琬碰到钱三强时说:“钱老,您是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人。”钱三强问:“你后悔吗?”杜祥琬马上回答:“追随您的事业,我很荣幸。”

组织激光科学研究“联合舰队”

1986年到2006年,是杜祥琬最繁忙、压力最大的时期。1987年,他忽然被调转了研究方向,从中子物理转向激光。

20世纪80年代,为发展高科技,美国率先提出了“星球大战计划”,欧洲搞了“尤里卡计划”,我国也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“863”计划。

在该计划规划的首批七大研究领域里,就包括激光。杜祥琬担任第一届激光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,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的工作。

和原子弹、氢弹工程不同,“863”计划的专家组采取了全新的组织模式。它不仅打破了部门界限,实现了全国大协作,还实行专家组负责制,题目怎么定、由哪些单位来做、经费怎么分,都由专家组拍板,专家组自主性大大增强。

当时,国际上也刚开始开展激光相关研究。在我国激光研究打基础、描绘蓝图的阶段,专家组的掌控能力和战略能力至关重要。

为了研究激光,杜祥琬重新学习了大量相关专业知识,同时倡导学术民主,组织了很多场“鸣放会”。

在杜祥琬看来,科学就是要在这种民主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发展,因为一个人的能力、知识毕竟有限。

1991年4月,激光专家组换届,杜祥琬担任第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。第二届专家组成立后,作了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,修正了第一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些方向,同时把目标进一步具体化,技术路线更细。

在专家组的领导下,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技术路线,开创了我国发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。

按照最早的规划,“863”计划持续到2000年。在2001年总结汇报时,一位组外的专家听完激光专家组的汇报后评价:“15年产出这么多成果,你们是一个‘联合舰队’。”

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

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,是杜祥琬自言“没有想过要走的一段路”。

“我的想法不一定对,但当时就觉得,念了这么多书,应该干点具体的活。”杜祥琬告诉记者,1975年他曾婉拒担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,1987年找王淦昌“说情”,让领导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长任命(后于1993年担任副院长),“我希望尽量延长在基层做学术研究的时间。”

2002年,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,杜祥琬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候选人,并顺利当选,分管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,同时担任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。

如何当这个副院长?杜祥琬其实没经验。他原来负责的是具体的研究工作。除了增选院士,中国工程院就是负责给国家做工程科技项目咨询,和过去做具体研究不一样。

当时恰巧刚刚卸任中物院副院长,杜祥琬便将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工程院的工作。他发现,诚如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,中国工程院的工作“有弹性”,但正因为“有弹性”,所以要用劲发力的话,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。

杜祥琬自谦对核能知识“多少了解一点”,但要从宏观上开展能源战略咨询,“必须得学习,而且学习量得特别大”。

能源战略咨询也成了杜祥琬学术生涯的第三个方向。

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,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(ITER),科技界有两种不同意见。最后国家主管领导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提供咨询意见。

杜祥琬被委以重任,牵头起草初稿。他组织持有不同意见的院士们,开了一次会,就把问题解决了。

“其实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,焦点在于这项工作会不会影响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安排。”杜祥琬从中总结出心得,“解决问题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,排除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。”

2010年,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。72岁的他本打算就此隐退,却被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推荐,担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。

王淦昌曾在年过90岁时送给杜祥琬一句话:“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!”杜祥琬回忆:“我一开始理解,他就是鼓励我,可后来一想,他60岁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。”

如今,步入耄耋之年,杜祥琬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。他保持着学者的风度,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依旧忙碌、依旧“跨界”。他是论坛上的专家,是孩子们喜欢的杜爷爷,是记者们尊重的采访对象——经历丰富、才思敏捷、和蔼可亲、有问必答。

穿越60年风雨,他在《写在科学边上》一书中剖析了“跨界”背后的心路历程:“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,是最大的精神享受,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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